至于制宪权的变迁，特别是通过革命产生的制宪权，只有留待以后专门论述了。
高于零下2°时，不得介入。从判决的文本来看，原因似乎存在于技术层面，如法律解释的方法、对同一法律的不同理解、对同一事实关系的不同心证等。
如，法律上的利益与反射性利益的区别，无瑕疵裁量行使请求权、行政介入请求权等概念的定立，都有赖于这一思想。[56][日]熊本地判平成5年3月25日、判時1455号3頁（水俣病訴訟）。国家赔偿诉讼中在行政机关享有效果裁量的情况下，国家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就国家赔偿诉讼而言，裁量收缩理论只解决了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承担多少赔偿责任的问题。[48]BverwGE 11,95.参见前引[11]，毛雷尔书，第162页。
本案中裁量收缩的要件不充足，判决驳回原告的国家赔偿请求。[12]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对行政执法者的高度的规范要求：行使裁量权时，不能仅仅着眼于裁量授权规范的拘束而置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其他法律规范特别是宪法规范或法律原则于不顾。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民主制度模式都是巩固民主政治成果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法治思想源于实践，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相结合。党的十九大开始把立法的重心转移到立法质量方面，提出坚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基本方针，促成良法的制定和颁布。在组织架构上，建立健全党领导法治工作的体制机制，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四级委员会全面设立，实现集中领导、高效决策、统一部署、统筹推进。从法律形态来看，世界上的法律主要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
（一）以法治体系五大要素建设情况为指标设计内容的基本来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法治国总目标。地方层面的评估多由各地政府主导，例如，山东、北京、江苏、浙江等都建构起了法治指数评估模型。
不同于西方形式化的代议制民主，我国的民主更加重视实体和程序相结合、普遍正义和一般正义相融通，重视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高质量推进人民民主进程。目前法治指数评估领域中普遍存在评估指标贪多求全、缺乏可操作性和代表性的问题。很明显，法学无法将科学性与主观思维和价值倾向完全割裂，客观性也可以是社会主体主观共识意义上的认知一致性。不唯中国，法治作为规则治理的事业，既为所有国家的内部治理与国际治理提供了可接受的普遍范式，又因这种治理范式的进化论特质，为人类社会规则治理事业的不断进步预置了成长性基因。
两者都是法治客观状况的反映，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相互检验，只不过表现方式和表达渠道有所差异。基于此，科学合理的地方法治指数评估不仅应当关注法治建设做了什么怎么做，更要关注做得怎么样，重点评估法治建设的实效和结果，最大程度提高评估结果的全面性、真实性。尽管两大法系在具体形态和思维方法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蕴含的法治价值和理念是共通的。（三）以当下和未来法治发展为整体视野对法治建设实践作出科学评价的同时，聚焦法治发展的未来筹划是法治评估的应有视野。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发展中国家，受政府委托或代表政府进行法治评估的学术机构或社会组织得出的评估结论，对于一个地方的法治发展的影响经常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另一方面，法治评估深嵌法治建设进程，不断被法治建设实践塑造和修正。
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法治评估模式不符合我国国情，不能直接运用于我国的法治评估实践。魏治勋，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指畅通法治运行和实施的各项机制和各个环节，保证法律有效和公正实施。如果包含着主观因素，那么就是非科学评估，最起码有损科学评估，所以，评估要去除主观因素。概言之，法治指数评估必须保持高度的人民性，评估的覆盖面和过程都要反映全体人民的法治需求和法治感受。三、地方法治指数评估的内容指标设计法治评估是一项精细化考评活动，不论在基本理念还是在具体内容设计上，均应当保持高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一）法治状态的客观性法治是一种理念性存在，现实社会的法治举措是人类构造的法治理念的对象化存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法治的内在价值并不取决于实施法治所需要的道德基础或者规范性关系，也不取决于其与某种道德价值存在的必然关联，而是在于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有效的指引，从而保障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可预期性。
必须指出，科学性和客观性本身都是难以确定的专业概念，出于评估便利的考虑，部分人士简单地认为科学性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客观性，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量化指标才是最可靠的。违法必究涉及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后果，可以测度地方法治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从评估的角度来看，任何政策的设计目标与最终结果必然存在差异，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画等号。在顶层设计上，通过制定一规划两纲要（《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系统谋划、整体部署。
可操作性指所有指标均可获取、可量化。党十八大以后，新十六字方针因应了法治建设的新情况、新变化：科学立法聚焦于地方立法的质量方面的要求，追求立法的精准化和良善性。
例如，由世界正义工程（WJP）发布的世界法治指数，尽管专门设置了基本权利、开放政府等一级指标，体现了对民众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但缺陷较为明显，出现的问题在于采用有限的‘普通人口抽查及个别‘样本选定的考核方式， 忽视了对地域和人口的普遍调查和全面测评，不足以反映一国法治的整体状况，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东西部差异较大的国家。因而，在开展法治评估活动时要兼顾主观性评价和客观性评价，不能过分地追求评估方式的单一化。通过此类重要的法治客观性指标，可以真切、准确地反映出某些地方的真实治理水平和秩序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可以借助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逐步推动省、市、县等各级地方资源有效整合，推动法治政府的信息化建设。二、地方法治指数评估的基本原则法治指数评估应当具备高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当然，这种发展要求会受到法治实践事实上的修正。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不可捉摸，虽然在特定疑难案件和复杂案件中法官时常面临对规范前提和法律价值的解释和权衡问题，但在绝大多数普通案件中法律的规范、指引、教育、预测功能是确定的，这为法律和法治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提供了实践基础。
依法治国十六字方针可谓对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目标与成就的集中概括，法治建设的历程就是落实两个‘十六字方针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成就就是落实两个‘十六字方针的结果。第一，法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有存在的正当性，跨越了不同文明和制度，得到了较为普遍一致的认同。
因而，人民性原则是地方法治指数评估的首要原则，这一原则提示我们：法治指数评估一方面要反映广大人民的法治需求和法治愿望，另一方面要重视广大人民的主观感受。在具体落实上，上级机关按照规划纲要的总体向下级机关下达指标、分解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依照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推进。法治的核心特质是公平正义，法治××即公平正义原则及其内容在某个地方实现的社会状态。这种状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客观性，即必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
再次，基于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要求构建地方法治监督体系指标。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意味着各板块、各领域、各层级的配套党内法规已经比较完备，党内法规体系达到了内容科学、协调统一，为依规治党、依法治国提供了重要的规范基础。
人类制定的法律并非完美无瑕，有限的人类理性与无限的社会发展事实难免出现诸多矛盾和冲突，即便在法典编纂方面做了充分准备，近代西方概念法学勾画的具有完美形式特征的法治国图景也最终破灭。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全会对法治实施体系的目标设计蕴含了法治实施体系建设的规范性要求：对政府的要求是服务型政府，对执法的要求是严格执法，对司法机关的要求是公正司法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一方面，法治评估是衡量法治建设水准的重要方法和尺度，为法治建设提供科学的检验标准和调整依据。第一重意义是法治本身承载着国家发展的预期，反映了当地治理的真实状况，这是开展法治评估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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